在婚姻市場，纏足是提升價值的重要手段。在臺灣以閩南女性為主的傳統漢人社會，母親在女兒四、五歲時便幫女兒裹小腳。小腳標示著家族是否有足夠的經濟實力，容許女眷免於勞動，同時亦彰顯家族的教養與文化。因此，纏足者多集中於士紳階級，越往社會下層則比例越低。同時，清代的女性僅能透過家庭、書房接受教育，培養女性順從及貞節的婦德、依循「三從四德」並服從於「男尊女卑」。由於身體上裹著小腳的行動不便，知識與技能上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觀念禁錮，以及「賢妻良母」的責任下，使得絕大多數傳統女性的活動空間僅限於家庭內。
至同治4年（1865），英國及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士陸續進入臺灣，為訓練女傳道師先後創辦兩所女子學校，首開女子教育之先，以禁止纏足為入學的先決條件。進入日治時期，臺灣仍有纏足風尚，統治者雖視之為「陋習」、「特種殘障」、「人為殘障」。殖民初期為穩固統治，臺灣總督府未採取任何具體措施，而是從明治29年（1896）起陸續安排臺灣士紳至日本內地參觀的策略，灌輸評斷女性的新基準。在臺灣士紳的籲求下，官方於大正4年（1915）4月正式將禁止纏足列入「保甲規約」中，以公權力透過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運動。透過豐原下南坑保正張麗俊在明治44年（1911）4月10日的日記，顯示禁止纏足尚未列入保甲規約前，總督府就開始透過保甲體系推動放足。
豐原下南坑保正張麗俊記錄1911年4月10日的保甲聯合會，支廳長諭令「各保宜查女子自十歲以內，
凡纏足者要報告解纏」
進入日治時期，臺灣總督府依據殖民教育政策與日本女子教育方針，正式將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。教育內容除日語教育、傳授知識外，偏重同化教育與家庭教育，重視涵養婦德、陶鑄忠貞的女國民性格。國語講習所的修身教材，即傳遞女性於家中照顧翁姑、子女與丈夫的「良妻賢母」形象。
隨著社會風氣日益開放，公學校女學生就學率逐漸提高。殖民政府逐漸鬆綁教育法令，明定中等以上教育機關（師範學校除外）取消臺、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，開放共學。於是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、高等女學校，訓練專業人員的師範學校女子部及公私立女子職業學校也應運而生。家境良好，有志向學的女性更有負笈海外的機會，其中又以赴日者佔絕大多數。展品中目前留存的女性畢業證書、修業證明，可以了解當時女性升學、選擇就讀的學校與修習科目狀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