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眷屬到自主—身份證件中臺灣女性地位的轉變

身份識別、資格認定的憑證以及代表文件，皆屬於證件的範疇，例如身份證、護照、戶籍謄本、會員證、學生證、畢業證書、執業證照等。然而，傳統中國女性在身份證件中均未記載名字，僅列出姓氏，已嫁婦女需冠夫姓，顯示女性地位依附於男性，女性只作為男性的眷屬而存在。

由戰前日本東京府藏清國及臺灣相關公文書來觀察，1874年4月10日通過的〈在留清國人民籍牌規則〉中，因日本政府將對國內各港口越漸增加的中國民眾實施管理，採行登錄制度。從中國來到日本的民眾，必須在抵達港口的三日內提出籍牌申請，依據職業而區分為上、下兩等，買辦商人等家業豐厚者為上等，雇傭工人等收入微薄者為下等。從圖1所揭示的申請書式樣來看，是以男性為主要申請人，妻、子、奴、婢等皆附屬於男性之下，中間的家眷牌圖示也顯示女性的眷屬身份，而非個人自身。另外，申請籍牌需要繳付一定金額的手續費，籍牌規則中並規定未滿16歲之男女及已婚婦女，僅需繳納一半的手續費，同樣顯示了女性依從男性存在的地位。

圖1：〈在留清國人民籍牌規則〉之籍牌式樣（右、中）及申請書式樣（左）。（圖像來源：戰前東京府藏清國及臺灣相關公文書，原藏於日本東京公文書館，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）

再從臺南文峰茶莊陳家文書來看，陳家先祖於清同治年間，由福建泉州府移民來臺，定居於枋橋頭（今臺南市）。開基祖陳錦雲經營文峰茶莊，初創業時經常往返廈門採辦買貨。圖2為1896年陳吳氏作為陳家第二代陳登志的眷屬回鄉祭祖，從廈門搭乘英國爹利士輪船前往臺灣安平，持此護照作為臺灣地方官廳驗照放行的憑據。當時臺灣已由日本政府治理，往來臺、廈之間必須繳驗身份及出入境原因，方能順利往返。畫面右側的騎縫字，即是海關查驗身份時的憑證，陳吳氏回到廈門之後，護照上的騎縫字需與廈門海關留存的護照能夠相契合，以驗證其身份無誤。文件中並未記載陳吳氏之姓名，僅以眷屬身份而存在。

直至日治中期以後，政府為了更有效利用臺灣的人力資源，大力推廣解纏足、興女學，並鼓勵女性進入社會、從事工作，不但致使女性接受教育者漸多，許多需要具備專業技能方能從事的職業，也有許多女性參與其中。從看護婦（護士）、產婆、電話交換手（接線生）等需經一定學習時數與許可執照，方能從事該職業的證照中，已可看到女性作為自身本體而存在（如圖3）。即使已婚婦女仍冠有夫姓，間接顯示其從屬於夫家的象徵意義，但女性已出現個人姓名，不再以某人之妻或某氏作為代稱，是女性展現自我地位的一大進步。

二次大戰後，男女平等的概念漸為普世所接受，世界各國憲法也都高舉著男女平等的標語。在此之上，中華民國政府將在大陸施行的民法推展到臺灣，使法律上的女性地位有所提升。即便臺灣社會中，仍然加諸女性許多傳統父權社會的觀念，但隨著現代法律的明確規定與時代的演變，女性逐漸取得投票權、參政權、繼承權，甚至選擇是否冠夫姓的權力。現代女性相對過去的無名、無聲，有著更多自我發聲的機會與能力，更能展現自我才華與意識。